文章 | 宝剑
编辑 | 笔谈
总资产突破6000亿元，不良贷款率下降，净息差逆势回升——桂林银行2025年的财报里并不缺少好消息。但17.02亿元的净利润、26.63%的同比降幅、8.17%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，以及111.90亿元的关注类贷款，这些数字拼凑出的画像，与一家AAA评级的省级城商行“一哥”身份，似乎不那么协调。
这家广西最大的单一地方法人银行，正在经历一场耐人寻味的“增长陷阱”——规模高歌猛进，盈利节节败退，资本快速消耗，风险悄然积聚。在6000亿资产的光环之下，一场关于经营效率、风险定价和战略定力的考验，才刚刚开始。
非息“断崖”：一条腿走路，摔得不冤
2025年，桂林银行净利息收入在息差小幅反弹至2.03%的支撑下，实现了5.65%的增长。在行业息差普遍承压的背景下，这份成绩单实属不易。然而，正是这一“亮点”掩盖了该行收入结构的致命缺陷——非息收入的“塌方式”下滑，直接撕裂了利润表。
全年非利息净收入仅9.42亿元，较2024年的16.91亿元近乎腰斩。其中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由正转负，从+1.98亿元骤降至-5.10亿元；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从1.28亿元跌至0.16亿元，跌幅高达87.39%。理财业务业绩报酬的大幅缩水，叠加债券基金投资在市场利率波动下的估值回撤，两条非息支柱同时“熄火”，吞噬了超过7亿元的利润。
这并非简单的市场周期波动，而是业务结构脆弱性的集中暴露。该行投资资产中债券基金占比较高，2025年末基金投资余额260.06亿元，占总金融投资的14.79%。这种对市场利率高度敏感的资产配置，在市场波动时充当了利润的“放大器”——只不过这一次，是向下放大。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几近归零，则折射出该行在财富管理、投行顾问等轻资本业务上的基础薄弱。
“靠天吃饭”的非息收入结构，叠加“靠息差吃饭”的传统模式，桂林银行的利润引擎实则只有一台在运转。当投资端遭遇逆风，中间业务无法补位，净利润的骤降便成为必然。这也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拷问：在净息差长期下行的行业趋势下，桂林银行的下一个利润增长点在哪里？
拨备“失守”：72%的利润被吞噬，安全垫依然单薄
拨备计提的力度之大，是压垮净利润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2025年，桂林银行拨备费用达52.74亿元，同比增长8.44%，在拨备前利润中的占比升至72.48%。换言之，每100元拨备前利润中，超过72元被用于消化风险。这一比例在同类城商行中处于偏高水平，反映出该行资产质量面临的实际压力远比账面数字更为严峻。
虽然不良贷款率从2024年末的1.74%微降至1.68%，但关注类贷款占比从2.30%跃升至2.90%，余额突破百亿元至111.90亿元。（不良+关注）/总贷款从2023年的3.47%升至2025年的4.58%，潜在风险池正在急速扩大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展期、借新还旧、无还本续贷类贷款余额高达484.15亿元，占总贷款的12.55%，其中已有关注类35.81亿元、不良类15.92亿元。这部分“问题贷款蓄水池”在经济复苏缓慢的环境中，向下迁徙的概率极高。
拨备覆盖率虽从133.95%微升至136.46%，但在（不良+关注）组合占比已达4.58%的背景下，这一覆盖率水平仅略高于监管红线，缓冲垫之薄，可见一斑。若未来关注类贷款的20%迁徙为不良（约22亿元），当前的拨备余额将迅速被吞噬，利润将进一步被侵蚀。
加大拨备力度，说明银行已经看到了风险；但拨备后覆盖率依然偏低，说明看的还不够远。这种“亡羊补牢”式的风险应对，暴露了该行在风险前瞻性管理上的短板。
资本“贫血”：百亿补血，三年耗尽
2022年9月，桂林银行通过配股募集100.77亿元，资本实力一度大幅增厚。然而仅仅三年后，资本充足指标再度全面告急。
截至2025年末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23年末的8.82%降至8.17%，资本充足率从12.07%降至11.44%，在同类城商行中处于偏低水平（湖南银行12.82%、贵州银行14.08%）。8.17%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，距离7.5%的监管底线仅剩67个基点的空间，考虑到风险加权资产仍在以6.74%的速度增长，这一缓冲空间极为有限。
资本的快速消耗，根源在于规模驱动型的发展模式。存贷比已攀升至96.15%，存款增速（2.37%）远低于贷款增速（7.04%），有限的资本和存款，难以支撑更快的资产扩张。更严峻的是，利润的大幅下滑严重削弱了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——2025年该行综合收益总额12.99亿元，较2024年的26.90亿元腰斩。
这构成了一个危险的“负向循环”：规模扩张消耗资本→资本充足率下行→制约业务发展→盈利难以改善→内源补充不足→更加依赖外源融资。当100亿的增资仅能维持三年，桂林银行的资本饥渴症，似乎远未治愈。
区域“围城”：走不出广西，躲不开政信
桂林银行的经营逻辑，始终与广西区域经济深度绑定。这既是护城河，也是围城。
该行“市—县—乡—村”四级网点布局已覆盖全区12个地市，桂林以外地区贷款占比高达74.09%，完成了从“桂林的银行”到“广西的银行”的跨越。在桂林本地，其存款市场份额29.45%，根基深厚。但硬币的另一面是，对公贷款的行业集中度风险与政信业务敞口，使其深度暴露于区域经济结构性转型的阵痛之中。
对公贷款前三大投向为制造业（20.01%）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（17.04%）、批发零售业（12.06%）。其中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很大比例投向平台类企业，表内政信业务贷款余额486.96亿元，且五级分类均为“正常类”。但考虑到部分企业债和非标投资同样涉及政信类业务，相关敞口的实际规模可能更大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敞口。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贷款合计占总贷款的12.73%，若加上以房产和土地为抵押的贷款（占总贷款40.98%），实际涉房敞口极为庞大。2025年末，该行金融投资中已出现24.17亿元不良资产，实际用款人主要为广西区内房地产和旅游企业，多数为该行信贷客户。另有6.31亿元已逾期但仍划分为正常的投资资产。
“正常类”的政信贷款、“抵押类”的涉房贷款，这些看似安全的资产，实则隐藏着巨大的期限错配和估值风险。在地方政府化债持续推进、房地产市场仍在寻底的背景下，这些资产的真实质量，或许需要更长的周期来检验。
同业坐标：为何同处西南，盈利相差一倍？
将桂林银行放在同业坐标系中，差距一目了然。
资产规模相近的贵州银行（6,103亿元），2025年净利润40.21亿元；湖南银行（6,216亿元），净利润33.18亿元；同处广西的北部湾银行（5,525亿元），净利润32.29亿元。而桂林银行（6,015亿元）净利润仅17.02亿元。
规模不相上下，盈利能力却被甩开一个身位，甚至两个身位。
这种差距的背后，是经营效率的全面落后。0.29%的平均资产回报率，3.66%的平均资本回报率，在同类行中均处于低位。非息收入占比仅7.9%，远低于同业平均水平；成本收入比持续攀升，反映出四级网点布局带来的刚性成本压力。
当然，桂林银行有着不可替代的普惠价值。在广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构建“市—县—乡—村”四级服务网络，本身就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社会工程。但商业可持续性是普惠金融的前提——如果自身造血能力持续恶化，服务网络的可持续性也将受到质疑。
从“长大”到“强大”，还有多远？
桂林银行的2025年财报，本质上是一部“成长的烦恼”实录。
规模跨上6000亿台阶，是长大；净利润骤降26.63%，是成长中的阵痛。但阵痛如果持续，就会演变为慢性病。非息收入的脆弱、拨备覆盖的偏薄、资本消耗的过快、区域风险的集中，这些并非孤立的问题，而是指向同一个深层根源——重规模、轻质量；重扩张、轻效率；重区域布局、轻风险定价。
展望未来12至18个月，桂林银行面临的关键变量有三个：其一，关注类贷款和展期续贷类贷款的迁徙速度，将决定资产质量拐点是否到来；其二，市场利率波动对债券基金估值的冲击能否减弱，将影响非息收入的恢复节奏；其三，资本补充的窗口与空间，将决定业务扩张的天花板。
广西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双重机遇期，作为区内最大的地方法人银行，桂林银行无疑是这一进程的核心受益者。但政策红利和地缘优势，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经营绩效。从“区域最大”走向“区域最强”，桂林银行需要回答的不仅是如何扩大规模，更是如何在规模扩张与风险定价之间找到更优的平衡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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